我眼里的印度种姓制度(转)
今年4月,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辛格宣布,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来自低种姓家庭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学生的入学名额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则提高到27%。政府的决定宣布不久,立即就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引发了针对这一决定的示威游行活动,尤其是大学、医院等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更是引起强烈反弹。5月份,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大医院相继罢工,使病人苦不堪言。这一波及全国的示威抗议暴露出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是历史的产物。根据吠陀经,印度的四个种姓是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梵天所创造,梵天用口创造出了婆罗门,用手创造出刹帝利,用大腿创造了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梵天创造四个种姓的身体部位的高低和各个种姓的地位高低是和谐的。通常来说,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后两个属于低种姓。其实,印度的每个种姓中还生出许多的分支,叫亚种姓。每个种姓都像一棵有许多枝桠的大树一样,细究起来十分复杂。印度还有一些人没有种姓,他们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者叫贱民。印度人口中只有信奉印度教的人才有种姓之分,而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则没有这个问题。1947年印度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时,宣布废除有数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考虑到低种姓和贱民的现状,印度政府从建国之初就制定了照顾低种姓和贱民的政策。此外,为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印度政府在教育等方面对这些非印度教的人也给予一定的照顾。
印度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我在印度工作期间,曾发现一些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多数是高种姓的人占据着,譬如政府部门,议会,公检法,军队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与印度最大的公司之一诚信公司的高级总裁一起吃饭聊天,知道他是婆罗门出生,就问他在种姓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为什么婆罗门依然统治着印度。他想了想说,婆罗门依然在印度的各个阶层占据着重要的岗位,这是事实。但问题的实质是,婆罗门一向重视教育,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总是设法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就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并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功。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他们占据着重要的岗位不再因为他们是高种姓,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能干。他们对社会作的贡献比别人大,自然应该过得比别人好。而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婆罗门,照样过着贫穷的生活。
经过对印度的深入观察,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这么多年后,高种姓的优越性已经体现不出来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印度工作时雇佣的司机就来自婆罗门家庭,但现在已经沦为社会的底层,给别人当车夫。我的司机罗摩告诉我,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有良田数百亩,但到了他的父辈就衰落了。兄弟六人把几百亩土地一分,一人也就是几十亩,而等到罗摩这一辈长大后,
兄弟几个再把这几十亩地一分,一人也就是一二十亩地,最多算个下中农。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土地出租给当地农民,每年收点租金,自己则到城市里找份工作。罗摩的几个兄弟也都干的是最普通的工作,没有半点高种姓的优越性和优越感。据我了解,新德里的几十家公共厕所的管理和清扫工作都由婆罗门种姓的人给承包了。在其他地方干苦力活的婆罗门也大有人在。真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印度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废除种姓制度方面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城市里,至少表面上人们已经不分三六九等了,也不会因为低种姓而在找工作时受到明显的歧视。我曾问过好几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是否会拒绝同低种姓和贱民握手,他们都表示,尽管可能会有人这样做,但他们不会拒绝与贱民握手。我知道过去不同种姓的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于是有机会时就问印度人,他们在遇到喜欢的恋人时,是否会考虑对方的种姓问题,多数人都表示,只要种姓相差不悬殊,他们都不大计较。但由于许多年轻人的婚姻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选择配偶的余地不大,也就不特别考虑种姓在婚姻中的问题。
我发现在城市里,人们已经很难通过职业来区分谁是哪个种姓,也不刻意关心这些问题。记得我有一次到一所中学采访,顺便问学生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因为种姓不同而彼此不相来往,他们都一脸的茫然,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因为种姓高低而不同呀。这证明在年轻一代人当中,种姓概念已经相当淡漠了。如果说有种姓观念,那也是存在于中年和老年一辈的脑海里。那些高种姓的家长可能会悄悄对子女说,别跟那些贱民或佣人的孩子在一起玩。
但在农村,种姓制度则比较根深蒂固,人们依然可以根据衣着,举止,语言用词甚至头饰等来判断人们的种姓,而高种姓的人与低种姓和贱民之间来往不多,有些偏远农村里贱民依然是与其他种姓的人分开居住,甚至不得使用同一口水井。毕竟,种姓制度存在了数千年,要在几十年中彻底根除并非易事。
据我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大城市里对种姓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了。如果说贫富过去与种姓制度有较大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则几乎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过去靠父辈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后代有条件接受教育并出人头地又另当别论,仅仅靠躺在高种姓这个虚名上过悠闲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在印度也开始有了市场。譬如印度上一届总统纳拉亚南就是贱民出生,本届总统卡拉姆则是穆斯林。现任总理辛格是锡克人,而执政党国大党的领袖索尼亚·甘地则来自基督教家庭。种姓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次的新政策之所以激起如此广泛和大规模的抗议,应该说与婆罗门等高种姓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有一定关系。有人甚至说,婆罗门已经开始变成贱民了。为什么呢?原来,由于贱民有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因此拼命生孩子,都是大家庭,而高种姓的人一般所受教育比较好,知道子女多不是福气而是负担,因此一家都只能一两个。几十年下来,婆罗门在许多村镇都成了少数派,气势上就压不过贱民,因此要么移居到大城市,要么就忍气吞声地生活,过去的优越性荡然无存。加上政府给予低种姓和贱民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而不给予高种姓,结果许多的高种姓反而成了连贱民也不如的穷人。为了保证低种姓人的教育和求职权利,印度早就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此外还给低种姓出身的学生一定的升学名额。过去,婆罗门都倾向于在政府部门或法律医学等现代职业中寻找工作,但现在由于政府的配额和优惠制度,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已经迫使婆罗门在这些领域里逐步退出了。我在新德里工作时就听说,在火车站替旅客扛旅行包的苦力中,在马路上开出租车的司机和人力车夫中,也有不少来自高种姓。在印度,贱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贱民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势力不可小觑。
现在,部分来自婆罗门家庭的孩子由于生活贫困,获得教育的机会并不比其他学生多,加上低种姓还有配额照顾,使得婆罗门家庭的就学率按人口 ……此处隐藏14119个字……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目前在印度的大
城市已经基本看不到明显的种姓歧视现象;但在较为落后的广大农村,种姓制度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还没有完全解体,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深,种姓制度的残余十分严重。可以想象,只要印度的广大农村经济文化没有彻底改观,只要印度的自然经济没有完全让位于商品经济,只要印度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进程,印度教种姓制度就不可能消亡,就将继续发挥影响。
二、 种姓制度既是枷锁又是磐石
在漫长的历史上,印度经常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之所以如此频繁地遭到入侵,与种姓制度不无关系;然而印度能在屡次被入侵、被征服后仍然保存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也离不开种姓制度的功劳。种姓制度像一副枷锁,限制着印度政治经济的统一,使印度人在外敌面前无法形成凝聚力,从而一再被外族统治;但种姓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文化)又是印度文化体系的一块坚固的磐石,它维护着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的存续。
在印度历史上,凡是统一帝国大都是短暂的(穆斯林的莫卧儿帝国已经是延续最长的了),其统一范围也十分有限,这固然与印度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种姓制度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不利于统一。瓦尔那制度首先把人们为四个大的等级,阇提制度又把人们分为成白上千和狭小的职业集团,在各个小集团之间缺乏交流,也缺乏凝聚力。以德里苏丹国的建立为例,当突厥人带着伊斯兰教信仰入侵北印度时,他们面对的是战乱频繁的诸多小国,以及缺乏统一组织的民众,因此很容易就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在最正统的种姓体系下,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刹帝利才可以当兵,占人口多数、一贯吃苦耐劳的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反而都没有资格当兵,这无疑是在外敌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在高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及其内部本来就经常争权夺利,消耗了其力量;吠舍被排斥于统治阶级之外,缺乏反抗外敌的能力和热情;长期被压迫的首陀罗和贱民更不可能有意愿拿起武器与外敌作战。这样,只要印度教上层王公贵族被打垮,诸印度教国家就像纸糊的墙一样倒下了。但任何一个外族征服者很快就会发现,想要征服印度教国家非常简单,但想要征服印度教文化就难上加难了。印度教的力量不在于上层的政权机器,而恰恰在于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印度的整个经济基础都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基层行政体系也是以种姓为框架,如果没有种姓,政府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到如此广大的地域,也无法收税。种姓制度之于印度人,就好比教区制度之于欧洲人、宗族制度之于中国人一样,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外族人需得先融入这个框架,然后才可能对印度实行统治。然而外族人融入种姓制度的框架并不是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承认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全套文化体系,将本族上层变成刹帝利,下层变成吠舍或首陀罗——也就是完成了一次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民族融合。从此以后,外族征服者就被纳入了印度民族的体系,他们一样信奉印度教,一样实行印度的习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统治。
在站稳脚跟后,外族统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种姓制度自有它的妙处——首先,它从精神上和肉体上给予下层人民双重束缚,使其既不想反抗,又无力反抗;其次,它也阻止了印度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使他们始终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易于被控制。美中不足的是,外族统治者往往会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受到其他婆罗门和刹帝利的鄙视。不过他们也可以用贿赂婆罗门编造家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与其他刹帝利一样纯净,这也促进了他们与本土贵族的融合。这样,过不了几个世代,征服者就会在宗教上、文化上、习俗上乃至血统上都与本地人融合为一体,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判断他们的祖(请继续关注好 范文网wwW.)先究竟是外来人呢,还是本地人的一支?而外来民族的下层也与本地的吠舍、首陀罗乃至贱民融合为一。
这就是印度教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包容力的秘诀。
到了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情况又有不同。此时的穆斯林入侵者拥有了自己的
宗教——比印度教更“高级”的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不仅有强大的哲学理论,还有完备的教法学、行政学理论和经验,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印度原有的体制抗衡。穆斯林征服者不是没有想过消灭印度教,但只要他们触及印度人民的信仰基础,各个种姓就都会拿起武器还反抗,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权的危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危机。穆斯林征服者最终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彻底铲除印度旧有的基层结构,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重新建立一种社会模式,否则消灭印度教就是不现实的。他们最终与印度教达成了妥协,在歧视印度教的同时宽容印度教的存在,并且依靠印度教和种姓制度作为它们统治的根基,自己则满足于只控制上层建筑。但这也在印度上层和基层之间制造了越来越深的隔膜,使得基层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样的统一无疑是不稳固的。
事实上,德里苏丹国时期充斥着叛乱、起义和政变,莫卧儿帝国也很不太平,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乃至伊斯兰教徒的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如果印度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伊斯兰教或许真的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改变印度的下层社会结构,使《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完成整个印度的伊斯兰化。遗憾的是,大部分穆斯林统治者并没有采取缓和矛盾、促进文化融合的策略(阿克巴等少数君主除外),而是力图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对印度教采取敌视、限制的态度,这样就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也使印度教下层民众不容易接受伊斯兰教。可以想象,即使印度真的全盘伊斯兰化,种姓制度也不会消亡,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下去。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不都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种姓吗?毕竟改造利用原有的社会体系,要比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容易的多。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种姓制度“枷锁”和“磐石”的双重作用更加显露无遗:它使印度民族无法一致对外,而是分为许多王公、许多亚种姓、许多小集团,即使在征服者已在家门口的时候仍然争执不休;但它也唤起了整个印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因此当甘地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他强调自己“信仰种姓达摩”,种姓制度成为了划分印度人和殖民者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印度有60%以上的人口是低种姓,他们平时也饱受高种姓的歧视和凌辱,但在共同的敌人——西方殖民者面前,种姓制度恰恰成为了他们与高种姓一致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是最能够将整个印度民族联系、团结起来的社会因素,它在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印度的有识之士也深刻认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古老的印度需要有新的价值观、新的社会模式来达到新的胜利。持续3000年的种姓制度已经接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印度人民先是在法律上、然后在行动中慢慢消除它的残余影响,寻求新时代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印度这个伟大的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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